钟南山：科学研究应当崇尚的五点精神
作者：钟南山，1936年10月出生于南京，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
来源：《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10年5月第5期。
应《中国实用内科杂志》编委会约稿,我说说自己投医从教的几十年里,对于科学研究的一些想法。对于一个崇尚科技精神的人来说,应当崇尚以下五点科学研究精神。
第一,科技工作者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1978年,邓小平同志号召大家出国学习,学成以后回国建设祖国。我幸运被选去英国留学。在国外的那段时间,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外国不了解中国。我记得当时我想做一个试验,关于吸入一氧化碳对血红蛋白解离曲线的分析。可需要用的实验室惟一一台血氧张力平衡仪坏了,技术员说要等很长时间才能修好。我想时间很宝贵,等不及,能不能试试自己来修。平衡仪每做一次样品需要20～30ml的血,在爱丁堡我找到留学生、同学、饭店老板收集了一些血液,但是还远远不够。在之后的3个星期里,我从自己身上取了约800ml的血,终于做到了仪器较正,可以用来做曲线研究了。我的导师弗兰克教授1975年在clinical investigation发表了一篇用数学计算的方式来研究一氧化碳增加时氧合曲线如何变化的论文,论文的观点并未得到试验证实,我决定用试验予以证实。我请护士帮我连续静脉抽血,我一面吸入一氧化碳,一面让一位医生告诉我血液中碳氧血红蛋白的浓度。一般规律是浓度为15%时就结束试验,但是我按照自己的计算估计,恐怕要到18%才行,这时曲线才会变成平段。到15%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护士问我“are you ok?”我说没问题,继续做。所以我一直吸,直到她说已经22%了,我说够了,吸入这些一氧化碳相当于1个人1h抽了60支香烟,接连2个晚上我都感觉很闷。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我做出了正确的曲线。
之后的一天下午弗兰克教授来我的实验室,我将实验结果给他,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一把抱住我说太好了。从那以后我觉得他跟我的关系有很大的改变,因为他是学者,只有学者才尊重人才。我在爱丁堡学习了大约1年半的时间,弗兰克教授知道我想离开到伦敦再去学习的消息后,给大使馆写了一封信说:“我跟世界上很多学者共事过,但没有一个人象钟那样勤奋。”
我觉得我当时的动力就是得替自己的国家争光。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很穷,总不能因为穷就不要祖国了,总得想办法让她强大起来。
第二,科技工作者必须崇尚科学。
现在的科学研究并非都是崇尚科学的,只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才能够真正地做出一些成绩来。有件事让我今生难忘。我在爱丁堡进修期间,跟golden drummond学习。他研究了氧气吸入时肺内分流的情况,结论是随着氧的不断吸入,肺内的分流不断增加。我重复做这个实验时,却怎么也重复不了。我发现实验室的电极不是直线的,当氧气吸入很多时,这个电极反映不出来。把它矫正之后,做出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我做出来的结果是随着氧气的增加而分流不变,线条是平的;而且原来分流高的,随着氧气的增加反而降低了。这正好跟他说的结果相反。这个实验我们又重复了好几次。我们把这一研究结果投到英国麻醉学联会上。结果没想到被录取了,而且让我第一个做发言。我也很紧张,因为这等于说就是“挑战权威”。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报告了实验的经过,说明了一下我是怎么矫正的,我的结果怎样。当时我记得场上有段时间很安静,然后会场专家向我提出了13个问题,我回答了12个,有一个问题答不出来,但是无关大局。大会主席说他们实验室曾经做过类似的实验,结果跟我们的很相似。当时坐在前排的12位英国麻醉学会委员一致认为我的研究结果十分有意义。后来这篇文章就发表在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siology 1983年第1期第3-15页。假如说当时我盲目地跟从权威,我估计也做不出来。我觉得相信事实很重要。
还有一件事,就是sars开始时,我们发现感染的患者都与野生动物有过接触,或者是厨师,或者是野生动物售卖者。后来香港大学学者发现,食肉目猫科动物都带有sars病毒,特别是果子狸。所以当时我们提出来,野生动物市场要注意和禁止野生动物传播的途径。当时国内是有不同看法的。在北京就有人提出,这个看法不对。但我们相信是对的。香港学者把研究结果寄到science编辑部。science一开始也不大相信这个结果,并要求作者将实验的样本包括果子狸和人的病毒都拿过去。最后通过验证两者是高度同源。这个结果当时在美国的学术界很受重视,science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但到2005年,美国学者kathryn holmes在美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称2003年6月以来,sars流行株不再存在,sars流行株也不存在于动物体内,sars病毒也不再威胁人类。当时几乎全世界媒体都刊登了这个消息。能否这样轻率的得出结论,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对这个有很大的保留,这位学者并不是一个流行病学家,也不是一个临床病学家,做出这样结论的根据不足,有些地方不一定对。第1个证据是2003—2004年广州又出现4例sars患者。第1例是摄影师,第2例是女服务员,在野生动物酒家,这两人都得了sars,而且他们都跟果子狸有很密切的接触。这2例患者的标本和里子狸分离出来的病毒也是高度同源,这说明果子狸把病毒传染给人。第2个证据是我们将全国103份果子狸的血浆取出来做分析,同时把它送到澳大利亚检测。结果发现,在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5个省果子狸养殖场果子狸的sars病毒抗体阳性反应是0,而广州汕尾的养殖场阳性反应是40%,广州增槎路野生动物市场是78%。这就说明野生动物市场确实是有一个传染的途径,但还不知道是哪些动物将病毒传给果子狸的。第三点,果子狸对sars冠状病毒有很强的易感性。我们曾用水蛇、野鼠、果子狸进行sars病毒感染,其他都不感染,只有果子狸全感染了。第四,自从我们禁食果子狸以后,果子狸的阳性率一直在降低。2003年最高,为25%。2004年1月,降到13%。2004年7月,也就是半年之后,则变成5%。所以,这些例子都证明,果子狸是一个重要的传染源,但可能不是惟一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必须要崇尚科学,这是我讲的第二个看法。
第三,科技工作者应该崇尚创新。
大家知道,我们以前从来没遇到过sars,我遇到的第1例患者,是在2002年12月21日。当时从河源转到我们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住院医生说他的病情很奇怪,迅速恶化,用抗生素基本无效。正常人的双肺由于是含气组织,在x线胸片上表现为黑色(低密度影),该患者刚入院时的x线胸片还是正常,短时间内病情迅速进展,x线胸片的阴影迅速增多,2d后x线胸片上表现为大面积的白色区域(高密度影),4d后双肺完全实变成“白肺”改变。我们判断患者的预后极差,生存希望渺茫,决定试验性给予激素治疗,并给予无创辅助通气支持,居然得到了改善。我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新的疾病。后来我们做了气管镜检查,发现不像肺炎的改变,有纤维化、玻璃样变,很像免疫损伤。所以我当时提出一个假设,这个病毒侵入人体进行复制以后,大量释放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引起免疫损伤,所以我把它叫做免疫损伤炎症。当时我们没有依据,但是根据临床观察,我们大胆地考虑能不能采用一些免疫调节治疗,减轻sars造成的肺组织损伤。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我们知道对传染病是不能用激素治疗的。我们对这些患者很细心很大胆地使用了激素,最后发现确实有用。我们将结果全文发表在chest上。
我们当时遇到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疾病,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墨守成规,患者病死率会很高。虽然当时我们这么做有点风险,但是我觉得我们做对了。香港一宗官司的当事人也是因为我这篇文章的研究结果而胜诉的。香港有位sars患者状告医生,给他治疗时用了大剂量激素,造成他的股骨头坏死。医生的辩护律师和所在医院找我做咨询,我说明了我的观点:如果抢救患者不用大量激素的话,患者根本就活不了,还谈什么股骨头坏死。我们觉得大家在任何时候都要有自己的主意,有些创新,特别是年轻人,不能太拘束。“do not always believe what the authority says,do believe what you have seen and the fact you have got.”这是我的座右铭,意思为不是什么都不信, 而是不要全信。
第四,科技工作者要崇尚诚实。
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可能我们学医的都知道2003年新华社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都登了这样一个消息,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广东“非典”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衣原体感染。消息的依据是通过观察2例尸体解剖发现有衣原体的颗粒。
衣原体感染是很容易治疗的,全程(2～3周)足量地规范化治疗就可以治愈。后来全国派来了40位专家到广东来,讲怎么证实是衣原体感染,并且认为我们治疗还不够规范。我们30位医生与他们的意见产生了分歧。我指出,衣原体是患者致死的原因,但不是致病的原因。因为我经过非常规范的衣原体治疗,发现一点效果都没有。后来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方法治疗,使广东sars病死率降到最低,因为我知道要是我们这些患者真的按照那种方法再多治疗2周的话,在广东会多死几百个人。我在lance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广东的疫情也是由冠状病毒引起》。我觉得我们对待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必须要让大家懂得实情,因为我们经历过,当时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保密的,但是越是保密越危险,一旦老百姓知道真相,那就不得了。本来说30个,突然变成300个,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是最重要的,要是公众不相信政府那就不得了,所以当时确实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看法是算了不要讲,蒙混过关,正好是两会时期;另外一种是后来我们中央坚决采取的一种情况,撤掉了2位部长。采取行动就是要增加透明度,要尊重事实,要对大家说实话,这样社会才能稳定。这样做以后全国的情况确实有很大的改观,所以我们当时提对公众、对政府公共部门、对媒体、对我们科研工作者来说诚实永远是上策。
关于科技工作者要崇尚诚实,还有一些反面例子。韩国首尔大学的黄禹锡曾经被韩国奉为“民族英雄”,他成功克隆了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狗“斯纳皮”,被人们称为“克隆之父”。2004—2005年,黄禹锡在science上发表了2篇轰动性的论文。2004年的第一篇文章宣布在世界上率先用卵子成功培育出人类胚胎干细胞。这项研究意义重大,因为1个干细胞在无性繁殖下能够发育成1个组织,今后人体其他组织有问题的话,就可以用干细胞发育成的组织直接修补,从而治愈治疗疾病。2005年的第二篇文章声称已用患者体细胞核取代卵核,克隆出在治疗上具有重大应用潜力的胚胎干细胞。这两篇顶级论文也带来了世界性的冲击。但是,有一位同行对黃禹锡的研究成果产生了怀疑,后来翻阅他的资料,发现疑点越来越多。最后,他实验室的一位很诚实的科学家,将真相公布于众:黄禹锡培育的11个干细胞系均为伪造。黄禹锡造假事件在国际曝光后,使得韩国万分尴尬。因为当时韩国对他资助了2年,第1年2000万美元,第2年1000万美元,因为韩国也非常想出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黄禹锡最后承认了成果是造假的。他在science上发表的那两篇文章, 也被撤回。目前他己经被韩国首尔大学开除。
我觉得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底线不能越过,你不能不诚实。另外我对我们某些制度是有看法的。一个博士为什么非要在3年之内拿到sci的文章才能够毕业,这种看法我不太赞成,说实在的是逼人造假,哪能那么快出结果。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应该要站住脚,这一条是非常关键的。
第五,科技工作者要崇尚协作。
我们知道sars冠状病毒是加拿大、美国和中国香港科学家一起发现的。但是sars病毒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中国传染的,结果病原体是外国人发现的,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教训。在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说了这个问题,标题是《china’s missed chance》。实际上2位军事医学科学院的教授比国外早发现1个半月,但他们保持了沉默。结果science在2003年7月刊登出来。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当时我问他们,他们说有2个原因,一是他们需要更多材料、更多的人重复实验证实,但各个医院都保密,什么都不给;二是“上头”不让讲。最后就让国外学者先发表了,成为他们的成果了。后来核实,sars冠状病毒是2003年4月8日香港科学家首次报道的,比美欧等早3 d,所以也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我们有包括上海、广州、武汉、北京等城市15个单位,共同合作把64株的冠状病毒的分子生物学全部搞清楚做成一个系统树,这个系统树能够发现它变异和感染的关系。这篇文章做得非常漂亮,结果也在science上发表了,这个是我们中国15个单位共同协作的成果,也是science上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事实上,很多事情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的,就缺我们的协作精神。所以,我认为搞好协作在各个方面都是极为重要的。
还有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也说明了协作的重要性。在sars肆虐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用基因沉默技术治疗sars。因为当时医院的条件较差,于是我与几家单位联合开展研究,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建立sars感染的动物模型,中山大学和美国几家大学负责选择小分子rna和嵌入病毒基因的工作。我们的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2005年9月的nature medicine上发表,同时刊出的编者按特别讲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第一次证实了小分子能抑制体内病毒的复制和感染”。
所以说,我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单独做出这个成果,但联合起来以后,就做出了成绩。我希望科技工作者以后能注意和保持协作的精神。
诵读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微生物资源与大数据中心主任、正高级工程师马俊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