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就文化与自然相对立的两者关系来说，人类已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是自然支配文化，人受自然控制，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求生存；第二阶段的特征是文化开始支配自然，人从自然中脱离出来，开辟了自然进化与文化进化的两条进程；第三阶段的特征是，人类超越了其赖以起源的动物界而进入了文化自身发展的新阶段，自然成为文化的一种新形式。科学技术造成文化变迁，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发展，同时，文化也在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过程中，文化逐步起到了科学技术进步的母体的作用，文化的进步必然包容当时的科技发展和创新成果。文化与科技创新的互动是近代文明演进的主旋律。当代的科技创新在与文化、经济和社会的互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和主动的角色。
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技术创新活跃的时代，无一例外都是伴随着人文创新的导引。比如，有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争鸣，才有两汉农业文明的成熟；有了魏晋时代的思想解放，才有唐宋经济的繁荣；有了宋明理学和人性学说的矛盾冲撞，才有康乾盛世的歌舞升平。
文化阻碍科学进步在历史上也是很多的，最突出的例子是宗教裁判所对科学家的迫害。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进了火烧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特别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家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侯，加尔文便烧死了他，并且是在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之后；而宗教裁判所只是把乔尔丹诺·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尽管罗马教皇在２０世纪后期宣布为伽利略平反，但这毕竟为时已晚了。
早期的文化影响主要是通过科学而折射到技术发展上。文艺复兴后的二次工业革命都是科学知识与工业技术的结合而实现的。文艺复兴之前，中国具有远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优越的文化，但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而出现在西欧。这是因为文艺复兴的“发现精神”使科学知识与技术实现结合。历史学家确认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必要的科学知识，早在１００年前就已存在，只是等着能够使用这些知识的社会条件成熟；或等待一些自学成才的天才发明家，如纽科门、瓦特等，将现有的知识和工艺技术结合为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新技术。文化是科技革命得以实现的助产土和催化剂。当然，世界性的工业革命与中国无缘，除了文化影响科学落后，失去与技术结合的历史机遇之外，还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其他原因，尤其是闭关锁国，不开放不与外国交流，是中国在科学技术上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对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影响在当前更加明显。美国马里兰大学华裔教授钱颖一在对美国硅谷何以成功的环境和文化作了研究以后认为，硅谷环境和硅谷文化造成了创新和创业的新天地。发展高科技，资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能力的体制和文化，用以造就创业者的栖息地。而后者正是中国目前更缺乏的。
前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对中关村能否同硅谷的创业竞争持并非乐观的态度，原因是两者在文化上的差距很大。李开复说：“硅谷正在生成一种转向市场驱动的文化，而在中国，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受技术的趋动。”要从“受技术驱动的文化”转向“由市场驱动的文化”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还同时受制度文化的制约。这种转变需待以时日。目前最重要的是应努力营造创新文化，让北京与上海等重点城市成为区域的创新温床?争取成为“世界高技术产业中心”。关键在于建立起一种和谐一致的“创新氛围”，也即是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生态系统。
到今天，文化直接影响到科技创新。为了实现科技创新，我们在文化上还必须以极大的努力补课。因为无论是知识创新还是技术创新，文化在其最深层，是与有关整个世界工作原理的核心假设交织在一起的一种工作模式。这些假设虽然并不为人们所明显意识，但它们是组织基础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物质需求等方面的直接表现。尤其在今天处在“科技创造实在”的时代，文化意义决不可小视。杨振宁教授甚至说，要想“知道２１世纪的教育是什么样子，首先要看２１世纪的文化是什么样子。”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发展的得与失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的某些特征和价值观念，有许多是人类文化的瑰宝和精华，特别在培养人的修养、为人处世、修身养性方面是先进的。但另一方面如尊经注经、论资排辈、重义轻利、明哲保身、封闭保守等，是与创新的思想相违背的。它不利于培养标新立异的科技人才，受这种文化长久熏陶的人，中庸为先，较少敢于标新立异、敢于为天下先。因此儒家文化多少影响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迎来生机勃发、敢闯善创的创新之风，我们就要对文化进行反思和变革，亦即来一番文化创新。
实用与探索 中国的文化传统强调的是“经世致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追求知识的实用，知识于是不再是对自然万物的无限认识，而应有所止，它的“止境”就是“德”。用传统儒家的话说，就是“学者以圣王为师”，而圣人则“不求知天”。读书既是为“用”，那么知识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文化传统下，其好处是学以致用，但却影响对自然、对事物本身的真正探索，很难产生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西方的文化传统正好与我们的相反。古希腊人对于知识，往往出于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而不是把它当作“手段”或“工具”。正是因为有了对知识的这种态度，这种不计利害的追求，例如一代大科学家、大发明家阿基米德出乎我们意料的坦言：他发明各种机械，其实仅仅“是自己研究几何学时的消遣而已”。正是古希腊先哲的这种思想帮助形成了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并直接促成了十六、十七世纪西方近代科学革命的发生。
权威与创新 墨守陈规和等级森严的儒家传统，给现代中国社会遗留了长远的阴影。在过去的年代中，“尊经注经、论资排辈”的文化意识对科技创新带来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权威统治和遵奉心态造成的氛围，无助于形成一个培育个人创造力的社会环境，而个人创造力是科学探索的关键。听从老师的话和接受经典论著的教条是儒家教育的基础。这种教育模式究竟是帮助了还是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可以争论的。尊奉权威和现存的条框是科学突破和技术创新的一个主要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子在中学阶段，甚至在大学的学习课程中在国际的竞争中十分出色，而在科学创新的研究中就相对逊色的原因。
鼓励与批评 中庸为先，明哲保身的儒家思想，也对我们的科技创新带来了许多方面的影响。在中国的学术交流中有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科学家之间缺少公开的批评性的学术交流，人们习惯于相互之间的鼓励，而不善于开展批评性的争论和讨论。公开、坦诚的交流将使许多学术研讨会不仅仅是友谊性的聚会，而是使人受益的学术活动。对于学术批评的态度也反映在成果鉴定、项目评价上。目前我国的科研项目完成时的验收、鉴定，多数是以说好话为主，大家给项目挂上一个达到某某先进水平的帽子，很少真正能听到对项目的缺点和不足之处非常尖锐的批评。这是因为从上到下，都是希望听到赞扬声。
科学与行政 官本位的思想也直接反映到科技活动中，为创建一个有益于科研的环境，许多中国研究机构面临着两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行政结构的改革和以业绩为基础的评估体系的建立。研究人员不得不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应付单位里或上级部门行政人员“制造的”非科学事务上。对行政性的制约和繁琐的抱怨是世界上的普遍现象，但对中国科学家来说，还有额外的障碍。科学研究就像很多其他社会现象一样，是在政府直接的规划下进行的。为数可观的研究经费是给予那些有高度组织的、包括众多研究人员参加的、有明确规范的应用性的大型项目。政府主要基金的使用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科研行政部门具有庞大责任和权力。科研机构的行政人员经常充当“指挥者”，控制经费资源，下达指令，而不是对科学家提供服务，以便于他们的科研工作。
长远与短期 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科学技术向产业化转化，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解决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这是科技界极力追求的目标，也是目前科学技术发展积极的一面。但由于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期望较高，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更多提出的是短期的目标，各种评价、考核指标也是围绕短期目标进行，而这些又和科学技术研究人员的各种利益直接挂钩。在这种文化的氛围中，科技人员不免耐不住寂寞，产生急功近利、浮躁的情绪。可能在短期的指标上能够很好，但对长远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对真正的科学追求却是毫无益处的。
在当今原始性创新已成为科技持续创新能力的核心的年代，在知识产权已成为重要财富源泉的年代，在人才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的年代，构建一个良好的、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这已成为一个民族决胜创新时代的必由之路。我们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造就开放，进取，宽容失败的科学思想和文化环境。我们既要支持学以致用，把科学和技术尽快地转换为生产力，但也要提倡摒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习性，要支持一部分研究者耐得住寂寞，孜孜不倦地追求自然的真谛。
今天，突破传统文化中的相对僵化和保守，重构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再造中国创新文化的辉煌，对于中国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繁荣，对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弘扬，都将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王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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